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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本文作者：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4月12日，中国篮协发布“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公布《中国男篮主教练选拔方案》的函”。该函明确提出组织两支独立的国家队并选拔两位主教练分别执教，并且两队的球员在2017、2018年原则上不交叉、不流动，分别承担国际大赛任务。直到2019年，这两队才会合并为一支国家队来征战男篮世界杯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要知道，同时组建两支同级别国家队和选两位主帅是中国篮球历史首创，所以一时间引发了各种猜测和解读。
▼组建两支国家队并选拔两位主帅的做法体现出了姚明的苦心和创意
据体育大生意记者了解，组建两支国家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吸纳更多的人才进入国家队，并且在最大程度强化这些人才之间的竞争力度。当然，这里说到的人才不仅仅是国手，还包括教练员，所以，组建两支国家队并选拔组建两支独立的教练员团队分别执教、分别承担国际大赛任务，这也是男篮主帅选拔方案的一部分。相较以往通过简单考察就直接敲定主帅的做法，让两位主帅分别带队打一年比赛，通过实战从两人中选出那个最适合带队征战2019年男篮世界杯和2020年奥运会的人，这种带有试用 转正性质的选拔办法无疑更科学稳妥。
中国篮协此番组建两支国家队和选拔两位主教练，显然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予以支撑。显然，在2019年男篮世界杯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巨大备战压力面前，中国篮协对国家队的重视程度和资源投入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但鉴于中国篮球的资源总量是固定的，篮协重注押宝国家队的同时难免会让CBA“受委屈”，甚至不排除CBA常规赛赛程继续保持38场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CBA的商业开发想象空间必然会受到限制，毕竟38场常规赛的CBA和56场的CBA之间的价值判若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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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世界杯和2020年奥运会都让男篮背负了极大的备战压力
在国家队成绩和CBA品牌价值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这是历代中国篮球掌门人都在苦苦探索却没有找到答案的难题。当昔日困扰李元伟、信兰成整个掌门生涯的难题重新出现时，姚明这位中国篮球新掌门人能够跳出这一魔咒吗？
组两支男篮有先例：07年男篮二队出战亚锦赛
在2019年男篮世界杯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需要打出优异成绩的压力下，中国男篮组建两支同级别国家队的思路非常惊艳，但绝非天赐灵感。它的出炉是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特殊的大赛背景和微妙的主帅候选人情绪这三点因素之上。
所谓的坚实的的历史基础，是指中国男篮此前就有过组建两支国家队的前例，只不过两队不是同等级罢了。其中，让当代人记忆犹新的就是2007年中国男篮二队和宫鲁鸣2014年重新出山后组建的国奥队。无论是二队还是国奥队，从严格意义来讲，都是在大国家队概念下成立的国手预备役，旨在尽可能扩大国手选材覆盖面、加强队内竞争、锻炼人才。
▼2007年男篮二队仅获得亚锦赛第十名
当年，为了更好地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男篮从2006年夏开始采取大国家队的集训模式，不仅集训人员数量多，而且进出流动性很大。鉴于中国是2008年奥运会东道主从而自动获得直通名额，所以原本必须全力以赴争夺冠军的2007年亚锦赛在中国男篮眼中已形成鸡肋。于是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决定组建中国男篮二队并由这支二队代表中国参加2007年亚锦赛。如此一来，一队在2007年可以全身心投入竞技水平更高的赴欧拉练之旅，二队也可以通过亚锦赛锻炼选手。
当时，李元伟和尤纳斯均明确表示，球员无论是在一队还是二队，只要表现足够好，都有机会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过，那支二队在2007年亚锦赛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小组赛连吃败仗，最终仅获得第十名的历史最差战绩，而当时正在崛起的伊朗最终夺得亚洲冠军并进入2008年北京奥运会。回想起来，当时中国篮坛普遍都并没有把亚洲第十这个最差战绩和伊朗夺冠当回事，毕竟中国是二队参赛嘛。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将来只要一队出马，亚洲冠军仍是手到擒来。因为中国男篮正牌军未能通过2007年亚锦赛来直观感受到亚洲其他球队实力的迅速提升，所以很多人都盲目乐观，甚至豪言中国男篮是世界级强队，未来要“脱亚入欧”。
▼正是由二队出面征战2007年亚锦赛，中国男篮才获得解放，安心赴欧拉练
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姚明因为在NBA季后赛受伤而无缘2009年亚锦赛并最终彻底退出国家队，而其他正牌国手对伊朗的快速崛起和真实实力也没有直观的感受，所以当两队在2009年天津亚锦赛决赛狭路相逢时，中国国手们并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心理准备，最终导致决赛溃败。
至于宫鲁鸣时代，从2014年起，他就进一步强化了大国家队的概念。他本人统领国家队，同时任命男篮助教崔万军出任国奥队主帅，如此一来，国奥成为国家队的候选，严格意义上讲，宫鲁鸣其实成为了大国家队的总教练。不过，宫鲁鸣从组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希望人员在这两支队伍间能够流动起来，上下是灵活的，谁打的好就上来，谁不行，就下去。”这种国奥和国家队之间人员流动的模式一直持续到2015年亚锦赛结束，如你所知，在此期间，郭艾伦就曾从一队被下放到国奥队，但最终又在2015年亚锦赛开始前被重新召回。
▼2015年郭艾伦曾一度从国家队被下放到国奥队
当然，无论是2007年的国家二队还是2014年代的国奥队，其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队候补，阵容实力方面有明显差距。所谓的竞争压力主要体现在对最终12人大名单最边缘的那2-3个人有压力，但很难对所有人都产生竞争压力。比如2007年的那支二队，出战亚锦赛的十二人名单是：陈磊、陈臣、谷立业、韩硕、边强、王博、易立、李可、吴谦、张凯、杨鸣、王勇，主帅是阿的江，但无论是主帅还是这十二名球员最终都无缘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宫鲁鸣时代的国奥队，除了郭艾伦这类本来就属于国家队但因故被下放的“降级生”外，同样无人能够升入2015年亚锦赛12人名单。
所以，整体来看，无论是之前组建二队还是国奥队，产生的竞争压力仍不够大，顶多影响到要摆在中国男篮12人名单上的那两三位边缘球星。而如今组建两支同级别的国家队，在理想状态下，能够激活所有人的竞争力。通过同位置不同分队的做法，王哲林可以和周琦竞争，郭艾伦可以和赵继伟竞争，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水准相近的竞争者，如此一来，国手之间的竞争将全面被激活。
大赛当前组两支男篮可交互轮休 借亚洲赛事练兵
除了有历史基础外，组建两支国家队也是因为如今迎来了特殊的大赛背景。中国男篮目前最重要的大赛不再是亚洲范围内的比赛，而是世界级的2019年男篮世界杯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2019年世界杯在中国举行，中国男篮必须在家门口打出风采，并且2019年世界杯成绩的好坏将决定中国男篮能否直通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世界大赛明显更重要的情况下，亚洲赛事则沦为了练兵赛事。这点和2007年篮协安排二队征战亚锦赛的大背景非常相似。
▼2020年东京奥运会对于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而言都压力极大，不容有失。而中国男篮的底线就是确保进入奥运会并尽可能取得好成绩
当年，中国男篮为了让一队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专门赴欧拉练，所以才安排二队征战亚锦赛。同样的，宫鲁鸣时代组建国奥队的原因之一也是抓大放小。在宫鲁鸣任内，男篮的头号任务就是在2015年亚锦赛夺冠从而确保能够直通2016年里约奥运会，所以宫鲁鸣干脆可以拿2014年亚运会练兵，既不召回易建联，也愿意容忍年轻球员犯低级错误，最终男篮在亚运会中仅列第五名，一度宫鲁鸣被口诛笔伐。但随后，经过整合后的中国男篮在2015年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并成功夺冠，宫鲁鸣之前的隐忍才得到广泛认可。
同样的，中国女篮在2014年也曾兵分两路。当年度女篮的两个大赛分别是亚运会和女篮世界杯。于是中国女篮正牌军出战世界杯，最终取得第六名的好成绩，而国奥队则出战亚运会，并在决赛中负于正牌国家队出战的韩国女篮。
▼姚明担任2019男篮世界杯大使
如今，2019年世界杯在中国举行，中国男篮已直通世界杯决赛阶段，所以在预赛阶段可以放心大胆地练兵。而且鉴于男篮世界杯的预赛模式将效仿足球世界杯改为主客场制，这直接增加了比赛场次和往返旅程的时间成本，对队员的体能也是个极大的考验。所以中国男篮分两支队参赛可以最大程度让队员轮休。
竞聘制导致名帅不愿为国效力 选两名主帅可规避难题
当然，组建两支国家队的第三个原因是充分考虑到了男篮主帅候选人们的情感体验，试图引入一种新的选帅办法。过往，国家队选帅，要么实行任命制，直接任命钱澄海、蒋兴权、宫鲁鸣、王非、尤纳斯、邓华德、扬纳基斯……出任中国男篮，要么就是搞竞聘制，先圈定男篮主帅候选人的基本资格，然后组建教练选拔委员会，由几位候选人面对委员会来发表施政演讲和解答委员们的问询，这就是竞聘的流程，2009年郭士强就是通过竞聘成为中国男篮主帅的。
▼郭士强2009年通过竞聘成为男篮主帅，但因资历太浅被质疑他的当选实为内定。
因为任命制是建立在对教练水平知根知底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中国男篮历史上，任命制成就了很多神来之笔，比如蒋兴权曾三度被任命为男篮主帅（分别是1990年、1999年和2003年），三次执教都颇有亮点（1994年带队历史首次闯入世界前八、1999年和2003年作为救火教练均通过夺得亚锦赛冠军跻身奥运会），而最近一次的任命制，则是在2014年无人肯执教中国男篮时，宫鲁鸣被直接钦点为主帅，最终他在被不看好的情况下率队夺得亚洲冠军。
虽然任命制成就了不少经典案例，但却有不够民主，贯彻长官意志之嫌，而且被任命的教练可能个人卫国出征的意愿不够强烈，往往在履行过渡使命后见好就收、主动请辞，这不利于中国男篮保持长期稳定的建队思路。至于竞聘制，则最大程度体现了教练本人的主动意愿，毕竟只要特别渴望执教男篮的教练才会参加竞聘，而那些不愿参加竞聘的教练即使被列入竞聘名单往往也会找借口缺席竞聘遴选流程，这在之前不乏先例。比如在2002年王非兵败釜山后，经过中国篮协内部的推选，李秋平、阿的江、闵鹿蕾、张勇军等四人被敲定为男篮主帅竞聘候选人，但李秋平和闵鹿蕾均宣布因个人原因退出竞聘。据了解，李秋平的说辞是当时妻子去世，女儿无人照顾，但有知情人称，他觉得男篮如果真的看重他就该邀请他执教而不是让他参加什么竞聘。
至于2009年竞聘前，一度也曾有多达9位教练被推荐进入竞聘的初选名单。但蒋兴权、孙军等5人百般推辞，只有王非、李春江、闵鹿蕾和郭士强四人进入竞聘名单，但王非和李春江在竞聘当天选择缺席。而近年来，由于中国男篮战绩持续低迷，无人肯蹚这趟浑水，即使教练们私下被邀请尚且严词推脱，所以更不用幻想他们会主动参与竞聘。
▼蒋兴权（前排右三）曾三度被任命为男篮主帅，1994年世锦赛带队杀入前八创造历史
所以，对于竞聘制而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招募到江湖地位颇高的那些名帅。因为竞聘者需要在选拔委员会面前进行演讲和答辩，既要跟别人竞争，又要接受一群选拔委员的提问，这种被严格面试的感觉显然让那些资历深厚的老江湖不那么舒服。所以，愿意来竞聘的往往都是那些有冲劲的少壮派，竞选上当然最好，选不上也不丢面子。而对于师爷级的名帅而言，他们自重身份，绝对不会与后辈去同台竞争，只愿意接受邀请和任命。
比如，刚刚率领新疆男篮夺得CBA冠军的李秋平在谈到男篮主帅候选人的问题时就直言：“我没想过这些事情，但作为我来说，不存在竞聘的事情，你要么来请我，我不会去参加竞聘的，这就是我。”而在这之前的2009年男篮主帅竞聘时，宫鲁鸣一度也曾被东莞新世纪和江苏男篮推荐，从而进入竞聘候选大名单，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最适合执教那支男篮的人，但他直接婉拒，最终参与竞聘的只有郭士强和闵鹿蕾这两位当时执教经历并不算特别丰厚的少壮派，原因据说就是宫鲁鸣不喜欢和别人竞争。
▼无论是2002年还是2017年，李秋平均婉拒参加男篮主帅的竞聘
结果如你所知，当时才34岁的郭士强竞聘胜出，这让很多人都大呼意外。而随着中国男篮兵败天津亚锦赛，郭士强立时成为了中国男篮历史上被诟病最多的主帅，客观而言，主帅缺乏大赛经验和驾驭大牌的威信无疑是男篮兵败津门的关键原因。
正是因为竞聘制和任命制互有利弊，所以姚明领导下的中国篮协推出的《中国男篮主教练选拔方案》与之前的《中国女篮主教练选拔方案》有明显的差异。女篮的选拔原则明确提出实行公开竞聘制，选帅程序则多达7点，而男篮的选帅原则没有提及竞聘制，只是在选帅程序中含糊地提到要“通过民主评议”，至于选帅程序也只有4点。
▼男、女篮的主帅选拔原则和选拔程序有明显区别，男篮不采用竞聘制
男女篮的选帅模式一经对比，相信大家都能发现，男篮此番已吸取了历代选帅的弊病。既不会采用公开竞聘模式，让李秋平这个级别的老帅感到冒犯，又不会直接任命，显得过于专断。更妙的是，这次一下子选出来两位主帅并让他们分别独立带队，把2017年的亚洲杯、2018年的亚运会和这两年期间的世界杯预赛给他们做试用期。如此一来，不仅两队球员之间竞争激烈，而且两位主帅也是谁行谁才能上，最大程度避免了仓促选帅的后遗症。
虽然男篮选帅不再是竞聘制，而且要“民主评议”出两位主帅，但等到2019年和2020年时，两位主帅中只有一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帅，这显然仍是两人竞争之后的结果。所以，如今选两位主帅分别带队其实也是竞聘制，只不过是更隐蔽更高级的竞聘制罢了。
当然，中国篮协之所以出此妙招，除了以上三点考虑外，还因为篮协高层初步考察的候选人们中有两位在篮协内部获得的支持力度相当，所以建立两支国家队供他们来分别带队，通过两年的实战进行充分考察，避免犯下仓促拍板导致用人不当的错误。
姚明的两难抉择：重注国家队恐限制CBA开发价值
在为国家队选帅祭出的新招拍手叫绝之余，其实业内也有一丝忧虑：既然要组建两支同级别的国家集训队，那么至少需要抽调30名CBA本土明星。而在外援只手遮天的CBA，想要从20支球队中找30位实力过硬的本土明星并非易事。更让人忧虑的是，此番组建两支国家队显然是进一步要加强对国家队的资源倾斜力度，在中国篮球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万一向国家队倾斜过度难免会影响对CBA的扶持力度，这有可能会削弱CBA接下来的商业开发价值。
▼信兰成被指责因过于重视国家队而屡屡牺牲CBA联赛的发展
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就是，国家队向来和CBA是共存共荣但同时又相互制衡的关系。国家队成绩出众，会提升CBA影响力；CBA变得更好，自然能给国家队输送更多的人才。但同时，两者之间也存在制衡。一年365天毕竟是固定的，国家队集训和比赛的时间长了，势必会影响联赛的长度。而且在不出现奇迹的情况下，中国篮球在一定时间段内出产球星的数量也基本是固定的。如此一来，当把大量资源都投入到两支国家队中去时，CBA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此前，信兰成时期最被诟病的一点就是过于重国家队而轻联赛，为了保证国家队的资源投入和集训长度，CBA每个赛季只有四个多月的时间和38场常规赛，严重影响联赛品牌的进一步升值。如今中国篮协要组建更大规模的国家队，不可避免要把资源向国家队倾斜，是否会重蹈信兰成时代的争议呢？
自从CBA1995年诞生以来，中国篮球历任掌门人在平衡联赛和国家队利益诉求之间基本都是选择重国家队轻联赛。毕竟他（她）们都是体制内的官员，需要用国家队的优异成绩对上负责。即使是以开明和改革而闻名的李元伟，无论他描绘的“北极星计划”蓝图如何美妙，但当遭遇2008年奥运会的备战压力和上级指令时，他也只能被迫选择压缩联赛场次，让联赛投资人的利益为国家队集训让路。
在2006年9月的CBA联赛工作会议上，李元伟忍痛宣布压缩2006-07赛季和2007-08赛季的赛季长度，导致每个赛季都要压缩总数多达112场的比赛。为了补偿盈方中国的商务开发损失，李元伟被迫同意将盈方每个赛季应缴纳的650万美金额度削减为580万美金。这一决定引发了CBA各队老板的抗议，有位投资人在联赛会议期间嘲讽李元伟是屁股决定脑袋，假改革真官僚。客观而言，大家应该体谅李元伟的苦衷和难处，即使换作旁人上台同样会如此。
▼为了让国家队获得更多的集训时间，李元伟被迫在2007年让CBA联赛缩水
在信兰成2009年重回篮管中心后，他经过调研发现国手已经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随后干脆在国家队和CBA之间选择了“一边倒”。他认为CBA已沦为外援只手遮天的表演赛，各队的青年梯队中空有好苗子却难以得到锻炼空间，CBA各队一味执迷于砸钱买外援，已很难培养出新的本土巨星，所以他更笃信国家队闭门集训的功效。于是，信兰成尽可能加大国家队资源注入力度，把各省的好苗子放进国青进行长期集训，最终建立起来了完备的四级国青队训竞体系。虽然国青成功把郭艾伦、赵继伟、周琦等一批潜力股培养成了明星，但信兰成过于重国家队轻联赛的做法则进一步让CBA投资人对其暗藏怒火。
在信兰成执政末期，姚明带领十八支球队揭竿而起，主要诉求是重新制定CBA商业开发的利益分配体系，而根本诉求是让CBA各队实现扭亏为盈。而想要做大CBA这个蛋糕，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增加赛季长度这个最直接的问题，这也是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后和CBA投资人们开会商讨最多的话题之一，此外，为确保CBA能够给国家队输送更多的国手，篮协一直希望能够把双外援四节六人次调整为四节五人次，但每次开会大家都争论不休，所以CBA新赛季的长度和赛制迄今为止仍无定论。一天不能决定CBA赛季的长度，就一天无法制定CBA商务开发的具体方案和评估CBA新商务周期下的商业价值，毕竟只有38场常规赛的CBA和多达56场常规赛的CBA完全是两个价值。
▼姚明需要在CBA联赛发展和国家队成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作为前NBA球星和CBA上海男篮的投资人，姚明也很清楚CBA商业价值开发不力的症结所在，但与此同时，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篮协主席，他需要对国家队成绩负责。尤其是2019年世界杯在中国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压力山大，这都需要姚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家队的备战方面。当此之际，他同样要像以前的信兰成、李元伟那样试图在CBA和国家队之间找到平衡，但显然，当年困扰信兰成和李元伟的问题如今也让姚明颇为头疼。
眼下，2017年有全运会和亚洲杯（亚锦赛已更名为亚洲杯），2018年有亚运会，2019年有世界杯，2020年有奥运会，CBA联赛的赛程制定必须要考虑到国家队的训竞计划。如果CBA赛季无法拉长，CBA接下来的商业开发想象空间势必受限。对于姚明而言，在规划施政纲领时如何在国家队成绩和联赛商业价值之间找到平衡，无疑是当前改革的最大痛点。曾经，信兰成、李元伟都没有在国家队和联赛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点，这一历代中国篮球掌门都曾饱受困扰过的宿命式难题如今仍在继续发酵，肩负篮球改革使命的姚明又该如何破解呢？
注：本文所用图片非注明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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